原主委王振書文

　　　說起我加入民建會的過程，感受體會頗深。
　　　1983年入會前在企業工作。1962年7月從無錫輕工業學院畢業后分配到泗陽洋河酒廠。當時正是國家處于三年自然災害帶來的困難時期，面臨困境先要適應環境，再加上1963年全國名酒評比，洋河名落孫山，這對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臥薪嘗膽研究工量、技術、用人工老實、追長發酵期等新工量、新技術，洋河大曲酒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形成“綿軟甜凈醇”的固有品質，為后來進入全國名酒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洋河工作期間，受江蘇省輕工業廳委托，與徐州酒精廠、金壇酒廠聯合承擔“江蘇釀酒”刊物的出版，對提高本省釀酒行業的生產技術、經營管理起到一定的作用，得到省廳和廣大釀酒同行的贊許。
　　　1975年為照顧家庭，從洋河調回泰州，仍在酒廠工作，當時這個廠只有幾十個人，連大門也是竹笆門，工廠困難可想而知。我考慮既來之，則安之，在廠領導的關懷下，與原來廠的的兩位技術人員一道不斷進行技術改造，在產品的開發和新技術、新工藝的引進、應用上取得很大成績，先后研制海藻酒、麥曲醬香型白酒及微波老熟工藝及無蒸煮淀粉發酵新工藝等，先后獲得省、市科學技術進步獎，其中麥曲醬香型梅蘭春酒為江蘇省優質酒，已成為酒廠的看家酒，朝鮮金日成主席訪問揚州時選用此酒招待并以此酒贈送給金日成主席。
　　　1983年我正在中共泰州市委組織部舉辦的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學習，有民建會老同志戴漢庭和黃秉乾來我家，宣傳中國民主建國會章程，動員我加入民建會，說實話，當時我想我已被列入中共的培養對象，沒有必要加入民主黨派，后經他們多次談心，又找出我岳父許鉅才出面做工作，曾是中國農工民主黨泰州市委常委，加上我愛人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在民建會組織的教育、幫助下，先后擔任支部主任、副主委，當時泰州民建隸屬于揚州民建市委，隨后我又擔任民建揚州市委副主委、民建江蘇省委會常委。
　　　1989年由于工作需要，加上章定甫主委已年居70多歲，泰州市委組織下函調我到民建泰州市委機關，協助章主委工作，在章主委、黃秉乾秘書長的帶教下，逐步適應了黨派工作。1991年經民建江蘇省委批準正式主持市委會工作。1996年泰州市升格為地級市，任民建泰州市籌委會立委。1998年10月民建泰州市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我擔任民建泰州市委會主委，直至2002年換屆時退下來。從1983年入會至2002年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三次參加全國民建會員代表大會，八、九、十屆泰州市政協常委、揚州市政協委員、第八屆江蘇省政協委員。
　　　回顧二十多年的黨派工作的實踐，我有如下幾點體會：
　　　第一，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做好黨派工作的根本。
　　　一般地講，在當處于順境的情況下，堅持黨的領導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可是在逆境中，共產黨處于暫時困難的時候，能夠做到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堅持黨的領導就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是1989年“6.4”風波中調進民建機關，在老主委、秘書長等老一輩領導的帶動下，認真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和民建江蘇省委會下發的通知，民建機關不得停止辦公，不得上街，要做好會員的思想工作，滿懷信心和黨風雨同舟，接受了政治考驗。
　　　第二，黨派工作貴在主動。
　　　民建會是以經濟界人士為主的參政黨，會員中大多數在工商企業，在計劃經濟轉軌變型時期面臨的矛盾和困難比較突出，企業生產經營不景氣，下崗工人多，產生一些悲觀失望情緒，為此，市委會組織一些技術骨干到泰州肉聯廠下屬的機械廠調研，與廠領導座談，提出要主動和春蘭掛鉤，調整產品結構，擺脫企業困境，另外組織一些成員調研再就業問題，向市政協提交了一份調查報告。市政協及時向有關部門通報并和我們進行座談，就再就業問題上形成共識。
　　　第三，黨派工作重在活動。生命在運動，黨派在“活動”。
　　　黨派工作離不開廣大成員的積極投入。作為黨派負責人要深入群眾，了解情況。我們的做法是將企業支部活動主動邀請企業黨組織負責人參加，宣傳民建會的工作，聽取去也領導對民建會工作的意見，溝通情況，增進友誼，這其中有輕化支部與石化總廠、酒廠、商機廠等，并與化肥廠進行象棋、乒乓球比賽，還組織會員先后去淮陰、徐州、常熟、鎮江、南通等地民建組織學習交流。
　　　第四，黨派工作心中要想著群眾。
　　　民建市委會要力所能及地幫助會員排憂解難，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老會員程章瑞由于房屋拆遷向市委會提請幫助，悉知二老已七十多歲，行動不便，要求安置房屋在一樓，后經市委會出面做工作，得到滿意解決，又消化了程老過去對市委會領導的誤會。此外，平時對會員中生活困難、生病住院及時看望慰問，對老會員關心體貼，七十歲生日送上蛋糕，對八十歲老會員舉行生日壽宴。
　　　第五，黨派工作勤于思考。
　　　如何了解民情，反映民意，是新時期黨派工作的又一重要內容，我們充分調動會員積極性，對地方上出現的情況及時反映，有些意見得到民建中央、中央統戰部、省民建、市政協及有關市領導的批示和采納。我市信息工作連續幾年被省民建評為先進，泰州市政協信息工作先進單位。
　　　第六，黨派工作服務于社會。
　　　在我進入民建機關工作之初，面臨機關業務經費少，最低一年經費只有4000多元，這對開展活動帶來困難，如何辦？“自力更生”，先是爭取市教育局的認可，恢復中華業余職業學校教學活動，舉辦會計專業班，利用晚上借租五巷小學教室講課，取得較好的成績，為民建會開展活動籌集了資金。
　　　第七，黨派工作善于發現人才培養人才。
　　　民建江蘇省委組織開展“做一個合格民建會員”的活動，按照省委會的要求，及時布置活動計劃，領導班子成員分別深入支部，通過演講活動，好人好事得到了表揚，經過層層推薦，我會繆慶陽同志評為全國優秀會員。
　　　第八，扶貧助學擴大民建會的社會影響。
　　　在民建江蘇省委倡導下，會員們踴躍捐款，捐物，為盱眙民建希望小學建設出一份力，隨后又組織部分會員去盱眙希望小學看望，并帶去學習用品表達我們的心意。此外，兩次與泰興民建支部同志去黃橋老區慰問貧困學生。會員楊延慧、何華英主動幫扶兩名貧困學生。
　　　第九，時刻不忘我是民建會員。
2002年換屆，我從市級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并未產生失落感，首先是安排好生活，開始一星期三天去老年大學，學習書法、文學、歷史、電腦，擴大了我的生活空間，又結交了許多老年朋友，在交友過程中介紹了民主黨派情況，特別是同學中亦有民主黨派成員相互介紹黨派情況，有時由于社會上出現一些不正常的言論，我們做一些解釋和談談自己的看法，例如對公務員實行所謂什么陽光工資，一些同志都認為不合理，尤其是對那些上班一杯茶、一支煙、一張報紙看半天的“庸官”很為不滿，不過這畢竟是少數人，應該看到大多數干部是好的，應該相信黨是有辦法糾正此風的。甚者，在民主黨派成員中，可能是“統戰”氣氛不濃，產生一些悲觀情緒，我能利用會議、支部活動及平時的交談做一些解釋，這樣做可算是分內事，因為我是民建會員。